以此为收回领事裁判权之策，是终古无收回之望也。
当这种欲求只是萌动于内心时，它只是一种可能性，尚未达到其现实性。而且认为道的运用是有利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
荀子的性恶论，在现实社会中可能有更多的拥趸，人们在生活中触目可见人性的丑陋、人心的险恶，而且依据性恶论而针对性地实施礼制法治，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似乎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孔、孟的社会理想在春秋战国乏人问津而荀、韩的礼制法治却能收富国强兵之效，或许能说明问题。[77]我们在上面概述自然与法和正义与法的关系时，已经了解到，自然法和正义在西方法学史上虽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至今没有解决法律根本遵循的问题，那么隐身在自然法或正义中的道德与法的关系，更是隐而不彰了。[119]而正义的三条基本原则，即稳定财物占有、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和履行许诺，[120]这应是国家或法律所必须确立并加以执行的，所以对于每一次执行正义都有一种直接利益，而执行正义对于维持社会是那样必需的。法学是关于神的和人的事物的知识，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自然法在自然状态中起着统治作用，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它。
它也包含着一种义务的道德和一种愿望的道德。[42] 这里马里旦借用了托马斯·阿奎那的一个概念—倾向认识， 其论证带有神秘性，如要作进一步的了解，参见马里旦著，霍宗彦译：《人和国家》，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6—88页。与此同步，人们因财产而产生的对立就越普遍。
这一法律确实能促使人们自立自强，整体上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结果，股份公司和那些旨在应付资金筹集和风险以减少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便创立并推广开来。在这种土地上，一般实行的是后世熟悉的井田制，井田制中分有公田和私田，私田是农民（或农奴）的份地，为其一家的生活来源。[13]这一段话不但指出了古代和近代的分界，还列举了许多巨大的时代变化，不过作者更强调商品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十六世纪同样是商业扩张的时代。
缺乏其他相关法律的配套。竟燃起了晚清政府的变法热情，大量引进西方成法。
杜兰在描述文艺复兴时期道德的衰败时，首先就指向财富，他说：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知识的勃兴，道德却日趋堕落。实际上，这是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赐，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理论上让每一个人都有展现自己聪明才智、追求自身幸福的机会。第二编、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限制。改革开放以后，当他再次来到山区农民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乡民们虽然仍十分热情，但却不再倾其所有地款待客人，而是将自产的农副产品拿去交换。
即使政治不是伦理，社会机体仍需要政治人之外的道德人。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史记.货殖列传》[28]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上卷，第372页。现在想役使百姓，交给他们孝子忠臣都难以做到的事，我以为除非以刑罚来迫使他们，以奖赏来驱使它们不可。
[18] 参见杨鸿烈著：《中国法制发达史》第490—493页。一是由于各地天主教僧侣向教会缴纳的‘什一税和‘第一年年俸都流入了罗马教廷。
再正逢一个少年得志的秦始皇，怎能不造就出一个飞扬跋扈、恣意妄为的独裁者。[56] 参见本书第95—96页。
轻弃礼义，诬陷仁慈，虽有虎狼之兵，难育循善之民。与此同时，其他的法律也纷纷制订出来，由于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肯定不可能照搬或引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建制，反而是大幅度地向西方法系倾斜，因为西方法系是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形成的，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有更多合拍之处。[5] 《史记·商君列传》，同样意思的话也见于《商君书·更法第一》[6] 《商君书·更法第一》[7] 《史记·商君列传》[8] 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但在此之前的百余年间，由于西方势力的入侵，不时有外国人与中国人的纠纷发生，最初还按照中国法律处置，而随着西方势力的日益坐大，遂对中国法律指手划脚，进而谋求在中国的司法特权。有了以上三点，说商鞅的变法惨刻寡恩，严刑峻法，并不算冤枉他。我们前面已经说到，权利意识在西方法律中由来已久，从《十二铜表法》中所有权的规定，到《查士丁尼法学总论》中对权利的维护，都无不表现出权利在西方法律中的重要地位。
文革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如果用一句话来归纳，就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大发展。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
达维德没有把中国算入社会主义法系，认为中国走了另一条道路。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确定个人权利，维护个人权利，神圣化个人权利，就成了法律的首要任务。
这被当作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而载入史册。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
在变法之初，商鞅就为变法立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降及叔季，骄以得意，穷奢报泰，加之以威虐，筑城万里，离宫千余，钟鼓女乐，不徙而具。[14]这里明确地指出，随着商品经济的扩大，必然地（合乎逻辑地）会带来法律的发展变化。中国近代的变法是在外力的干预下促成的，它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自身发展的结果，因而它不可能成功，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科学论断。
[27]如果要作进一步的诠释，或更直白地说，由于没有商品交换，尽管自然资源丰富，人们的财产观念却很淡薄。赢政十三岁接庄襄王之位，亲政后罢吕不韦相，而李斯用事，其后的暴政，多出自赢政父子之手，李斯也脱不了干系。
这一点《汉书·刑法志》也看到了，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有数，故能四世有胜于天下。于是乃作内政而寓军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军政成乎郊。
[55] 萨托利写到：自由主义民主的危机，更不用说它的失常，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是受着‘物欲的损害与支配，并且满怀恐惧。他们依赖他的给养，既无任何等价物为报酬，就服从他，象兵士服从国王一样。
在中苏决裂背后，则隐藏着更深的根源，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社会主义一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一大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无产阶级革命最先只能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出现，而且是在数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这样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一个社会，需要物质利益与其他方面的平衡，尤其需要权利与道德的平衡，没有这种平衡，一个社会就是畸型的甚至是行将就木的。[52] （美）乔·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第459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史记·商君列传》[10] 这让我们想起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单纯的一个土地所有制方式的改变，成为中国改革的先声，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中国的法制传统中，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总体表述在词义内涵和法理分析上未见得没有问题，但在实质内容上，把道德伦理关系中恶的对立视作法律对治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主要方面，则是中华法系的独出优势。司马迁也说：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由此他预见到西方社会理想的衰竭，民主的危机。这里既包含商品货币关系泛化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客观必然，又有权利格局充满对峙未能尽得彰显的现实考虑。
于此二者力本，而世主莫能致力者，何也？使民之所苦者无耕，危者无战。如果说在《十二铜表法》和《查士丁尼法典》中权利一词还未成形的话，那么现在权利一词不仅被新造出来而且被赋予神圣的意味。
